腾讯火线入股的生物科技公司，今日收获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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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火线入股的生物科技公司，今日收获IPO

案例·深度报道 · 2022-03-22

内有集采限制，外有制裁影响，尽管对于医药外包类企业来说，现在并不是好时候，但备受关注的“基因治疗CDMO第一股”上市首日还是迎来了巨大的开门红。

3月22日，来自上海的生物科技公司和元生物正式挂牌科创板，报收于21.91元，市值108亿元。股价较13.23元的发行价大涨65.61%，较开盘价涨8.68%。可见广大投资者对于医疗类CDMO企业寄以厚望。

招股书显示，和元生物主要业务为基因治疗药物生产与研发类外包服务。2021年上半年，两项业务分别占总营收的73%和24%。

巴菲特说投资犹如滚雪球，最重要是找到够湿的雪和够长的赛道。如今被统一简称为CXO的医药外包行业在美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起步，仅仅是过去不到20年的事。

而其真正变成一条有人问津的雪道，其实只有大约7年的时间。直到过去两到三年的时间，更多的人才看到了它的长度和湿度。

从无人问津到炙手可热，这个一沉一浮的过程，作为行业内的连续创业者，和元生物的创始人潘讴东和他的企业完整地经历了过来。

和元生物在科创板上市

连续创业者

这是一个典型的行业老兵创业故事。潘讴东出身于医学世家，父亲是上海本地有名的医生，家庭条件优渥。

1992年大学毕业后，潘讴东就职于第二军医大学新药中试中心，从事了十几年干扰素、白介素和肿瘤坏死因子（TNF）等药物研发工作。

上世纪90年代，正是基因治疗在美国兴起的年代，潘讴东开始在工作中接触国际先进的医药工艺。

他回忆称：“有次为一位台湾病人送国内稀缺的进口药，当时病人对生命渴望的眼神让我一直难忘，这时候我就意识到中国生物医药与国际有着不小差距，然后开始关注创新药、国际上的肿瘤药。”

2002年，潘讴东在工作整整第十个年头放弃了军医大的工作，筹钱收购了体系内的一款辅助治疗肿瘤的保健药品——沙克一号，开启了第一次创业征程。1996年3月发行的《海军医学杂志》，对这款产品有详细记载。

杂志中，一篇题为《沙克一号获全国第三届科技人才技术交流展示大会金奖》的报道称，这是一款“由海军医学研究所海洋生物组研制成功的高科技生物制品，用现代生物技术从鲨鱼软骨中提取制备，主要作用在于抑制肿瘤血管生长”。

然而不凑巧的是，正当潘讴东把这款产品的生产、制备、销售等环节都重新准备妥当之时，国外一位科学家发表了对该药品疗效的负面看法。再加上当时国内调整了药品与保健品的政策，潘讴东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流产了。

潘讴东（左一）

2006年，潘讴东开始第二次创业，他合伙出资成立了一家名为上海生博的公司。天眼查资料显示，这家公司与今天上市的和元生物业务很像，都是生物医药领域的研发与生产。

这是一个大众极少关注的创业领域。上世纪初，由于国家政策支持逐渐增强。根据“十一五”规划，政府承诺向科学和技术领域投入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的生物科技是七大支柱产业之一。

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4年的一项数据，中国在2007～2012年间生物制药研究的投资增加超过四倍。医药行业“创业潮”彻底点燃，大批在国外就业的医药专家开始回国，今天A股的大批龙头企业都是在那时成立的。

然而与过去10年相比，当时的民间投资并没有这么活跃。再加上生物医药行业前期科研投入大，研发和回报周期长，潘讴东的新公司在融资上并不顺利。6年间，公司先后经历过8次搬家，甚至到了连员工工资都不够发的窘境。

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组建扩容到40多人的创业团队，上海生博逐渐确定专注于“病毒载体”方向。

潘讴东在这家公司担任董事兼总经理6年，于2012年离开。目前这家公司仍然在运营，只是跟潘讴东已没有直接联系。至于离开原因，潘讴东没有在包括招股书内的任何公开场合透露过。

离开上海生博的次年，潘讴东又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创业，也就是今天的和元生物。创办初期，基因治疗赛道热度不高，潘讴东一度将房产抵押出去。最艰难的时候，潘讴东的父亲给他发工资。

迎来资本的春天

实际上，开始于本世纪初期的生物医药创业潮等了超过10年才迎来资本的春天。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创业者可谓九死一生。

高瓴资本被誉为医药投资的风向标。他们于2015年才首次投资医药产业链行业，在美股以公开市场买入的方式，投资了CRO龙头药明康德，后又在2017年参与药明康德的A股上市和药明生物的港股上市；于2018年以大宗转让的方式在A股进入另一CRO企业泰格医药。

同样是2015年，和元生物获得了正在布局基因检测和治疗产业的华睿投资的战略投资。公开消息显示，2015年3月，华睿战略投资“以病毒载体和基因治疗为主要业务的和元生物”数千万元人民币。

作为和元生物的第一个大规模输血者，目前华睿占和元生物股份的8.61%。

这是潘讴东创业以来最大的拐点，而让他的第三家公司成功驶入快车道的，正是团队在上一次创业中确定的技术路线——基因药物所需的工业化病毒载体制备技术。

2016年，和元生物与GE医疗签订全方位战略合作协议，投资1.2亿元人民币，建设基于一次性技术、近5000平方米的GMP病毒生产车间。

双方在基于这次签约共同发布的新闻稿中称，GE医疗与和元生物成功合作开发了一种全新工艺，实现了病毒生产所需微载体培养技术在一次性设备中的应用。“这一关键性的技术突破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和元生物与GE医疗达成战略合作

凭借稳定的业务进展，当年年末，和元生物就在新三板挂牌。而这，还只是个开始。

2018年至2021年，整个医药外包行业的上游，即CRO和CDMO类企业迎来投资热。一位长期从事医药行业研究的研究员告诉嘉宾商学，过去三年的CXO企业，在资本市场几乎已经到了可以“闭眼入”的程度。

2020年，和元生物的利润首次转正，完成近亿元的利润。仅这一年，和元生物就完成了4次大规模融资，融资规模达到6亿元。其中包括到当年12月才突击入股1亿元，搭上末班车的腾讯。可以说，就算不上市，在一级市场，和元生物也已经是投资人青睐的香饽饽。

中国的工程师红利

CXO是医药产业链上的外包企业总称。这类业务最初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在当时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大型医药企业将非核心或不具优势的业务外包，降低综合成本，从而培养了一批药物外包服务企业。

随着基因技术的广泛引用，大分子制药技术对于研发制备过程提出了更高需求，医药生产的全球化分工趋势日渐明显。

简单来说，在整个产业链上，从事最前端的临床研究业务的企业称为CRO；从事中间段生产、制备及相关工艺研发的称为CMO或CDMO，“D”的区别是，后者在工艺上更要求自主技术；从事最下游销售层面代理的公司称为CSO。

这个稳定的全球供应链格局，从世纪之交开始搭建，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全球化网络。从分工的细致化程度和科技含量来看，这个行业跟计算机行业非常接近。

而最初接纳欧洲和美国大型药厂订单的是印度企业。这一转移趋势的原因有二：一是临床实验需要更多志愿者，这是CRO类企业的大前提；二是医药开发需要有足够的专业医疗人才。

当时在欧美发达国家，愿意以身试药的志愿者非常少。本世纪初，德国Mucos制药公司委托印度的SIRO临床药物公司寻找750名病人，试验一种治疗头部及颈部癌症的药物。印度公司在18个月的时间里，就从五家医院雇到了足够数目的志愿者。而在欧洲，花了两倍的时间，才在22家医院里找到100名志愿者。

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曾以《医药领域外包兴起中国能否把握机遇》为题报道了国内这一产业诞生的历史。那时国内的企业和从业者对于这样的分工格局还颇有些“酸”。

报道引用“国内业界人士”的说法称，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无论从技术，人才或设备方面都丝毫不比印度同行逊色，因此对于全球生物技术外包这块大蛋糕，中国应该比印度分食更大的一部分。

事实上，过去的十几年间，这一行业在中国之所以发展迅速，从内因来看，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所谓“工程师红利”。

本世纪以来，随着政策的助推和相关投入的增加，中国生物医药领域培养了大量的硕、博等高级人才。他们不仅专业能力过硬，而且收入还远低于西方国家。

有人做过一个对比，过去十多年间，一个生物医药领域的专业工程师在美国的平均佣金是月薪一万美元。而在中国，月薪只有一万元人民币。

这样巨大的薪资差距，对于生物医药研发，这样一个专业人才高度密集的行业来说，造成了巨大的运营成本差异。

“稳赚不赔”的黄金雪道

事实上，至少从和元生物创办的那时开始，中国的“蛋糕”正在快速做大。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制药合同外包研发市场规模在2014年-2018年的5年间，由382亿美元增至552亿美元，并预计在2023年增至914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超过10%。

而中国制药合同外包研发市场规模由2014年的21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55亿美元，到2023年将增至191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近30%，渗透率到2023年将增至46.7%。

有人将CXO行业比作稳赚不赔的黄金雪道。这是因为随着生物技术、基因技术日新月异，当今全球最大型的制药企业，也很难有足够的技术储备进行大量的研究，必然将众多开发、制备技术分发给CXO公司。

两者模式不同在于，制药企业需要等待一个新药从概念到上市全周期才能收回成本，而外包企业则不用承担太多风险，拿着药企的佣金就能搞研发。

“外包”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制造业。过去的数十年间，随着美国制造业产能大范围向亚洲转移，不少企业在全球分工中吃到了红利，甚至成为一个产业链上的关键节点与命脉。单拿电子行业来说，在中国就有两家企业，一是富士康，一是台积电。

两者最初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但在发展过程中，后者逐渐由劳动力向知识密集转移。随着不断在生产中改进工艺，逐渐掌握了全球最先进的制程技术，实现了“承包商的逆袭”。

如今台积电在全球计算机产业链上的话语权无可质疑。这样类比下来，CDMO企业天然属性就更像台积电。

但是上述研究人士认为，这种看法也过于乐观。与诸多前沿科技领域的情况类似，目前中国的CXO类企业仍然处于“两头在外”的状态，即核心专利和核心设备都在欧美发达国家。

这些传统医药巨头是否愿意看到培养出一个可以跟自己分庭抗礼的对手来？答案恐怕是消极的。一个简单地例证是前不久美国提出将医药类加入制裁名单，国内几大CXO龙头的股价应声大跌。

但是，正如无论上世纪的硅谷企业如何抑制，三星和台积电仍然可以在夹缝中崛起，如今在生物医药这条赛道上，中国企业也有了足够的机遇和人才、技术储备，前景毫无疑问是被看好的。

关键在于，猥琐发育，别浪。

作者 | 张南岛

编辑 | 韩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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