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量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网购平台上那些忽悠人的“量子鞋垫”“量子水杯”，或者是科幻电影里的穿越概念。因为底层物理规律实在太烧脑、太反常识，这个本该代表人类最顶尖智慧的硬核科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大众误解，甚至被部分自媒体和“伪科学”画上了等号。

但在这种刻板印象背后，真实的量子科技早已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大国博弈的牌桌前，成为了中美等科技巨头竞争的新战场。

如果说当下火爆的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那么量子科技，就是决定这台引擎能跑多快、有多安全的底座。当传统的计算机算力逼近物理极限、当现有的复杂密码在未来可能被瞬间破解时，谁掌握了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谁就掌握了下一个时代的算力霸权与绝对的信息安全。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角逐中，中国不仅没有落后，反而跑出了一张让世界瞩目的王牌——国盾量子。

对于圈外人来说，这是一家极其低调的公司，但在科技界，它早已成为前沿科技的新代表。国盾量子脱胎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团队，是国内最早从事量子科技成果转化的企业，也是当之无愧的“量子科技第一股”。他们不卖噱头，而是实打实地参与了“京沪干线”“墨子号”卫星等国家重大工程，把停留在实验室里的诺奖级理论，变成了守护国家大动脉和千行百业数据安全的坚固盾牌。

如果说前任董事长彭承志院士完成了国盾量子从实验室到产业的艰难拓荒，那么应勇则将前沿科技推向了商业化的深水区。他要面对的，不仅是深奥的科学难题，更是如何在资本市场的起伏、大国科技的封锁以及国内激烈的同行内卷中，带领企业活下去、走得远。

在嘉宾商学十周年庆典“Q Business”吴婷对话产业之王环节，吴婷校长与应勇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谈。吴婷校长没有让话题陷入晦涩难懂的物理学公式，而是要求应勇用“14岁女孩都能听懂”的大白话，把这门神秘且高精尖的生意掰开揉碎。从如何一秒辨别真假量子，到英伟达黄仁勋的算力野心，再到硬刚美国制裁的出海之路，应勇向我们展现了一位前沿产业掌舵者在面对未来时的清醒与务实。

 像编辑基因一样操控微观世界

为了让大家秒懂量子的本质，应勇打了一个极其精准的比方。

一百多年前的“第一次量子革命”，诞生了半导体、激光和核磁共振。这就像是袁隆平院士做杂交水稻，利用的是宏观层面的遗传规律；而今天国家大力发展的“第二次量子革命”，是直接深入微观世界，去制备和操控“量子叠加”“量子纠缠”这些物理态。这就好比现在的生命科学直接动用“基因编辑”和“转基因”技术。

真正的量子科技不是玄学，而是分为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精密测量三大极其硬核的实战赛道。用科学的手段直接重组微观世界的积木，这才是这门技术的本来面目。

 “矛与盾”：算力大跃进与绝对的信息安全

在AI大爆发的今天，如果说算力是矛，那么信息安全就是盾。

应勇指出，摩尔定律已经走到尽头，靠疯狂堆叠GPU来解决极端天气、复杂新药研发或是金融密码破解，已经力不从心。量子计算就是未来算力的“核武器”，连英伟达的黄仁勋都在火速布局，试图用AI加速量子计算的研究。业内普遍预测，大约10年左右通用可编程量子计算机就能问世，谷歌甚至给出了2029年就能破解现有密码的激进时间表。

矛越锋利，盾就必须越厚。当传统的算法加密即将被量子计算降维打击时，国盾量子主攻的“量子通信”就成了守护未来的终极防御。它通过卫星或光纤进行量子密钥分发，提供的是一种物理层面的“信息论安全”——哪怕未来算力再翻一万倍，也无法破解。目前，这种底层安全技术已经开始在智能网联汽车上测试并落地，去防御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黑客控制。

 中国量子到底有没有“遥遥领先”？

坊间一直流传“世界量子看中国，中国量子看合肥”。面对这种极高的赞誉，应勇的回答却十分客观冷静，没有丝毫的自我膨胀。

他坦言，得益于举国体制和重大工程，比如墨子号卫星、京沪干线等项目的拉动，中国在“量子通信”的工程化落地上确实跑在了全球最前面。但是在“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领域，中美其实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并跑”阶段，甚至在某些单点上我们还有追赶的空间。

合肥之所以能跑出一条“量子大道”，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中国科大等顶尖科研院所几十年如一日的基础积累，加上地方政府极其敏锐的科技成果转化魄力，才硬生生熬出的一条产业链。

 暴涨9倍的平常心与硬刚制裁的“出海”路

作为一家头顶无数光环的未来产业明星公司，国盾量子在科创板上市首日，股价曾一日暴涨9倍。面对吴婷校长“心里慌不慌”的提问，应勇表示，团队内部其实并没有狂欢。未来产业有着自己漫长且残酷的生长规律，不能被二级市场的短期情绪或资本的狂热打乱了原有的技术迭代节奏。

这种长线思维的定力，也体现在他们应对地缘政治的打压上。2021年，国盾量子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面临原材料和设备的进口限制。但他们并未停摆，而是通过核心部件的全面国产化解决了卡脖子难题。如今，他们的量子技术非但没有被锁死在国内，反而正大踏步地向中东、东南亚甚至欧洲等海外市场进行技术输出。

 牵手国家队，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双向奔赴

不久前，中国电信成为国盾量子的控股股东，这一举动引发了外界关于“科创企业国企化”的担忧。

应勇道破了这背后的商业考量：这是一场一拍即合的双向奔赴。国盾作为脱胎于高校的科研型企业，离终端市场太远；而中国电信作为基础网络运营商，手里握着海量急需算力和安全保护的政企客户。通过差异化的股权和管理设计，国盾既保住了研发和业务布局的绝对自主权，又直接打通了通向千行百业的销售大动脉。

 如果有一天你的公司倒下了……

“如果有一天国盾量子倒下了，你觉得会是因为什么？”

面对这个必答拷问，应勇没有归咎于资金、大环境或是竞争对手，而是将刀刃向内：死于失去创新动力的“路径依赖”。

企业成立近17年，作为赛道的先发者，团队很容易形成固有的工作模式和舒适区。在面对那些需要颠覆认知、需要“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高风险创新时，庞大的体系往往会本能地偏向保守。在当前国内量子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大逃杀里，如何不被曾经的先发优势变成绊脚石，保持饥饿、敢于冒险，才是这家硬科技先锋必须直面的生死命题。

 对话全文

吴婷： 其实说到量子科技，我不知道现场有多少同学很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今天应勇兄在这里，我想请你用我14、15岁女儿能听懂的语言，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量子？什么叫量子通信？什么叫量子科技？

应勇： 这样，其实要展开讲就要花很多时间，我周一在上交所给他们做讲座的时候，用了一个半小时讲清楚，其实5分钟也能讲清楚。量子力学其实不是新东西，一百多年前就开始起步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量子力学就是物理专业的一门基础课。

吴婷： 马健的专业嘛。

应勇： 马健的专业，非常成熟。但是量子力学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是非常接近的，只是大家是无感的，对吧？说起来，比如说原子弹，这个很悲催，量子力学的第一个有价值的应用是这样一个东西。当然后面的东西就很有价值了，比如说半导体，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集成电路都是源于量子力学的理论。像超导、像核磁共振、像激光，跟我们现在的算力、通信都密切相关。这些东西都是源于量子力学的技术。

但是我们现在说的量子科技，写到十四五规划里面的量子科技，不是前一个阶段做的这些工作。我们把它叫做第二次量子革命，反过来把刚才说的那些应用叫做第一次量子革命。它们的差别直接说可能有点拗口，我举个例子做个类比。就像我们生命科学里面基因的作用，像袁隆平院士做的工作，做的水稻杂交，通过优选来把它的遗传特性一代代继承下来，这个就是DNA原理在我们宏观世界里面的体现，通过一个宏观的手段，通过不断杂交使它的性状保留。

那么另外一个现在的生命科学技术，更多的是直接简单粗暴，我对基因、对DNA直接动手，做基因编辑、做基因修饰、做转基因的工作，直接把我需要的性状做出来。我们现在做的量子科技或者叫量子信息的工作，其实就是类比。我们现在不是把量子力学的宏观现象，比如二极管、三极管的特性用起来，我们是直接对它的量子态动手。

大家听起来觉得比较烧脑的量子叠加、量子纠缠、薛定谔的猫、测不准原理，利用这些微观世界的规律性去制备量子态，去操控量子态。然后把这些技术跟现代信息学结合，形成崭新的应用，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这三个大的方向。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三位物理学家，就是鼓励他们在量子信息理论方面做出的成就。2025年的诺奖又给了另外三位美国科学家，其实也是跟量子科技相关的，他们在超导量子计算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婷： 那我们如果抛开国家安全叙事等等不说，量子产业对于老百姓真真切切未来能改变的都是什么呢？

应勇： 刚才我说了量子科技现在三个主要的方向：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精密测量。其实它们解决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关注度最高的是量子计算，它是一种新型算力。比如现在大家用算力、仿真的方法来研究药物、研究材料、天气预报，或者是做AI的应用。其实它的根本需求就是算力。

但是这种算力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困境，现在摩尔定律走到头了，通过提升单个芯片制程来提升算力的路径已经走到了顶端。现在的方法就是堆处理器，一堆的GPU去形成一个算力中心，这样带来了包括能耗的问题。而且即便是这样形成的算力，在解决一些复杂问题的时候依然是无能为力的。比如说破解密码、极端天气预报、复杂的药物和材料设计，复杂的金融体系、交通体系。用传统的算力、超算的模式，通过处理器的堆叠，它的提升是线性的，但是这种算力的需求往往是指数级的，所以是解决不了的。

那么现在量子计算是解决这种问题的一个最可能的选项。为什么我说还是个可能性？因为大家现在已经做到了第一步：验证了量子计算的优越性。从19年谷歌的“悬铃木”开始，现在世界上已经有四台量子计算机验证了，在某些特定问题上已经比超级计算机快了。但是要真正做到通用可编程，能够很好地解决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可能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但是这个赛道无疑是大家最关注的，量子计算产生了新型算力，在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能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也是我们量子通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现代密码学的一个直接威胁。现在的密码学，包括我们基于互联网的加密、比特币底层的加密算法，都是依赖于算法的复杂性。这种算法的复杂性，用我们现在的超算是完全没法解决的，可能要10万年、100万年才能破解，实际上没有意义。

但是呢，碰巧正是量子计算适合去干的。如果理想的通用可编程量子计算机弄出来了，它可能就是分分钟的事。所以大家现在都觉得面临着这方面的威胁，特别是现在量子计算的发展过程也有加速的趋势。最近有一个叫Aspen的项目，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来辅助量子计算的研究工作，这有可能会对这个赛道产生加速效果。

我们现在整个信息安全又面临着新的威胁，这个就是量子通信可以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起步比较早，十几年前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也是通过一系列国家的重大工程，比如京沪干线、墨子号通信卫星，做了很多工程实践，现在已经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程度。

以前我们说叫绝对安全，后来说这种说法不太严谨，现在叫信息论安全。就是你算力再提升、量子计算再发展，甚至于新型算力再出来，也不能够破解这种方式加密的信息，所以提供了一种更加安全的信息传输手段。这方面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关注，因为以前大家都是关注算力的问题，关注信息传输带宽的问题。

其实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信息安全是一个底层的内在需求，它虽然可能不那么显性，但长期来看一定是有这样的需求的。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有算力、有算法，数据慢慢就成为一个瓶颈。拥有数据的单位和个人愿不愿意把数据拿出来的一个前提，就是要保证数据的安全使用，在一个合法授权的范围里面去做。这就需要一些新技术来保障，量子通信可以提供这种解决方案。

吴婷： 很复杂，努力地去消化了一下。对，你刚刚说到英伟达，我想他应该是有布局的，否则一旦你们突破了，可能市值5万亿就不是英伟达，而是国盾量子了。

应勇： 这个应该是不矛盾的。前面补充一下，量子计算形成的算力，对经典计算不完全是一种替代的关系，它只是在处理刚才说的经典计算特别不擅长处理的复杂问题时，量子计算适合来干它。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比经典计算快。比如说算1+1=2，量子计算一定算不过经典计算，没必要用量子计算机来算这种问题。所以最后的使用可能性，一定是一个叫“量超融合”，就是量子计算和超级计算去做融合计算的这样一种方式。

黄仁勋其实两三年前说了一段话，觉得量子计算可能要20年才能搞出来，然后一堆做量子计算的单位、企业和科研人员都对他进行了攻击，说不需要那么多时间。后来他就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动作也很快，他不仅投了几个量子计算的企业，而且结合他自己的能力去做了超级计算和量子计算融合的接口。最近他希望通过AI来给量子计算的研究做赋能，加速这个过程。

吴婷： 他说要二三十年，被业内否认了。那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应勇： 现在的看法大家都在不断变化。比较中性的判断，应该是1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做到通用可编程。但是谷歌最近给出的时间表是2029年，他认为29年就有可能把刚才说的密码破解的问题解决了。

吴婷： 那人类怎么办？我们会有什么全新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方式的出现？

应勇： 加快做切换，就是加快做抗量子的这种布局。所以这方面的说法也是在不断更新的。现在的说法就是，从目前来看，现在就要开始做应对，然后到2030年要放弃一大部分传统加密的方式，到2035年做一个完整的抗量子切换。

吴婷： 业内流传一句话，首先我们中国的量子现在在全球是领先的，然后说世界量子看中国，中国量子看安徽，安徽量子看合肥，可能合肥量子要看量子大道上的那几家量子公司，这是为什么？

应勇： 这个说法其实也不一定准确。准确地说，量子科技的三个方向，我们在通信方面的工程化能力是走在前面的，这跟我们举国体制的优势有关系。国家的布局让我们在这个赛道上通过大量的工程化实践，在整体能力上跑到了前面。但是在量子计算方面，实际上中美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还稍微落后一点。在量子精密测量这个赛道也是类似的，我们在某些点上有优势，但是整体上并没有形成领跑的格局。

大致就是整个赛道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通过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发展，整体处于一个并跑的阶段，这应该是行业的整体判断。当然在国内的这些工作里面，安徽或者合肥的工作确实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我觉得一方面是有上游比较完整的科研团队。

吴婷： 首先还是因为中科大。

应勇： 像中国科技大学、像合肥国家实验室，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也是几十年的积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研团队，产生了比较好的科研成果。然后地方政府对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也非常重视，形成了刚才说的量子大道上的这些创业企业，后面也不断培育了新的产业生态。整体上相对来说，从科研到产业是比较集中的。但是国内现在也有很多地区，像北京、深圳、上海也有很多地区形成了量子科技的集聚效应。整体上这个赛道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热的阶段。

吴婷： 整体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源头技术上，从科研端我们就具备一个天然的条件。

应勇： 这个赛道，国家把它放在未来产业，甚至放在未来产业的第一位，这个定位其实是非常准的。它就是一个未来产业，目前来看还没有非常大的市场规模，它处在一个科学工作和工程化工作交杂在一起的阶段。很多问题还是要在发展中去解决，里面有很复杂的科学问题。比如说量子计算方面，很多科学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是说看清楚道路了按照路线就一定能走下去，这个比商业航天还要更远，有点像核聚变的阶段。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工程化的实践工作需要企业去解决，光靠科研院所肯定不够。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交杂在一起的现状。

吴婷： 因为这个行业韬光养晦太久了，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你们被很多大众定义为骗子、骗人的行业。你经历过这些话，肯定传到过你的耳朵里对不对？具体都是怎么说的？

应勇： 这个主要原因，跟量子力学不太好理解有点关系，大家说起量子力学，容易讲到很玄乎的地方去。

吴婷： 什么量子鞋垫、量子水杯。量子纠缠也不是那个量子纠缠对吧？

应勇： 对，确实是量子力学里面的一些规律，像叠加、纠缠、测不准，这些事实上已经经过无数的证明。科学验证它很容易，如果它是假的，只要找到一个反例，这门科学就不成立了，对吧？但是100多年来所有的科学实验都验证了它是正确的。当然刚才说的叠加、纠缠这些现象确实是反常识的。跟我们日常基于人的维度去观察的现象差别比较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可能被大家觉得是个骗子、是胡说的东西；

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被大家把它神化了，甚至有一些科研工作者自己也说发现把它神学化了，变成一种宿命论的东西，其实它是一门自然科学。大家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确实在我们发展的早期，前五年、十年，网上有很多自媒体说你做的是伪科学、是骗人的东西，这种言论反而比较容易得到传播。当然这几年已经好多了，一方面科普工作到位了；另一方面以前觉得你跑在前面肯定是不对的，现在欧美也在大量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得到了大量报道，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公认的东西。特别是现在国家也把量子科技放到了十四五规划，放到了政府工作报告里，放到未来产业方向，这方面的认知已经正确很多了。

吴婷： 我们回到国盾量子的创业历程的几个瞬间。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下，潘院士和彭院士找到了你，选中了你？为什么是你来执掌这个？

应勇： 是这样，整个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路径。它不是简单的商业模式创新或者办个企业。特别是像中科大的这些方向，它的原始创新成果更偏理论，离实用本身就很远。特别是像量子信息、量子科技这种赛道，国盾量子2009年成立的时候，应该没有太多人知道量子是什么、量子通信是什么。这是基于科学家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所做的成果转化安排。当然也很幸运，有很多天使投资人愿意做这方面的早期投资。当时我是作为学校的产业管理者，参与了整个公司的设立到发展的历程。

吴婷： 当时你是中科大校产的负责人。

应勇： 对，我在做学校的产业管理工作。这个公司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在2020年科创板上市。上市以后对企业的规范化运作、市场化运作，也就是按照更加合理的商业逻辑去运行，有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是一个双向的选择，我选择从管理股东的角色变到了企业经营者的角色。

吴婷： 其实在此之前，你也没有真正深入一个行业里的企业去做这些市场化的经营管理工作。你刚刚提到科创板上市，国盾的上市也是一个充满奇迹色彩的瞬间，上市当天股价翻了9倍，当天你们怎么庆祝的？

应勇： 应该也没有什么庆祝。特别是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角色来说，股价的变动实际上只跟股东相关，甚至只跟一些财务投资者相关。

吴婷： 股价翻了9倍，你们心里不慌吗？

应勇： 这个倒也没有。二级市场的涨涨跌跌，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其实也是一种心态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未来产业的赛道，我们这种规模跟市场的评价、投资人的看法肯定是有脱节的成分在里面的。所以这里的起起伏伏我们也习惯了。当然上市当天因为媒体报道比较多，还是形成了一些传播效应，但实际上对企业内部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差别。

吴婷： 后来这个股价又经历了过山车，你们依然平静如初是吗？

应勇： 是这样的。整个未来产业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线的工作，我们的经营、规模、技术的演进和整个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性。我们很清楚这里面的规律，只能是一步一步走。因为从投资人、二级市场的角度，包括现在热度传到一级市场，投资人有更多的预期。但是企业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发展，不太会被外部的需求或看法打乱节奏。

吴婷： 不久前，国盾量子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引入了国家队，中国电信成为控股股东。当时这个决策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做的？是出于经营的压力，还是出于以后可以找一个持续续航的充电宝？

应勇： 这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刚才介绍了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精密测量的工作，其实从国家队的角度来说，很早就看到了这个赛道的价值。

中国电信跟我们的合作并不是从2024年的股权合作才开始的，实际上从2019年、2020年就有客户和业务方面的合作，后来我们也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这家公司专门做量子技术的应用。基于前期的合作基础，也基于央企对未来产业布局的需求。现在大家关注新闻的话，最近央企对未来产业的布局不断增多，量子是他们选中的赛道之一。所以这是基于央企自身的需求，当然这种股权合作对我们公司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吴婷： 你们谁更主动发起这件事情的？

应勇： 一拍即合。

吴婷： 总有一个人先开口。

应勇： 这个是自然而然的，可能就是合作的过程中大家有了灵感，谈到了股权合作的方式。双方都觉得这肯定是一个1+1大于2的事，所以就往前推动了。从企业本身来说，我们也需要这种合作。刚才介绍了我们是一个校企背景的企业，其实我们做的工作离市场比较远，缺乏行业背景。而像运营商它本身就贴近客户，客户需要算力和带宽，在这个基础上叠加量子技术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吴婷： 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至少未来在订单渠道上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但我相信硬币是有两面的，会不会因此有了一个体制的紧箍咒？或者因为是国企，会带来一些大企业病？这个你们怎么去思考和防范的？

应勇： 这件事情在我们做股权合作的时候，不光是我们自己，包括国资委的领导、电信的领导都非常关注。因为一个科创企业的特点和一个成熟央企的管理运营逻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很早就做了一个差异化管理的方案，我们会受到一些央企体制上、管理上的要求，但是整体上对我们的科研创新、自主决策没有影响，在制度上做了安排。

吴婷： 所以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一个市场化的公司变成了一个国资、央企控股的公司。

应勇： 当然，在一些重大事项决策上，我们还是要按照央企的要求履行必要的程序。但是在研发方向、整个产业布局等方面，公司有非常大的自主权。

吴婷： 试想一些产业布局的场景。比如说我现在想到新能源汽车，它可能会很害怕被黑客袭击。包括我们现在大量的新能源汽车在出海，这一批车企有可能成为国盾量子的客户吗？

应勇： 你刚才说的这个场景其实是一个比较刚需的场景。现在大家都知道智能网联车，它的智能化程度非常高，本身也是一个高速高动能的载体，它的固件是可以远程下载的。这提供了很多便利性，但是一旦被别人黑进去实施了控制，本身是非常危险的事。

据我了解，工信部也在制定关于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方面的标准，量子技术是可以给它提供安全赋能的。我们公司投资的一家企业现在正在跟奇瑞合作，做奇瑞的安全底座。另外像中电信量子，他们现在也在跟鸿蒙体系的企业合作，提升整个智能网联车的信息安全水平。

吴婷： 所以应用已经开始了。

应勇： 对，这也是应用之一，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方向。

吴婷： 这个市场有多大？

应勇： 市场有多大现在倒不太好预测，这跟商业模式有关系。这种提升的安全是谁来买单？是车厂还是用户？以及这种安全能够给用户带来的价值到底在哪？目前还处于一个比较早的摸索阶段。

吴婷： 刚才我们在聊火箭，聊卫星。我们之前发射过墨子号量子卫星。未来中美之间也是一个必争的战场，比如星链和星网等等。未来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卫星都会有国盾量子的“盾”在吗？

应勇： 是这样，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现在的“量子卫星星座”计划也在做，就是基于卫星来组网，做量子密钥分发或其他的量子科技工作。我们前面的墨子号、济南一号都是低轨卫星，现在中高轨的卫星也在研制。最后会形成一个中高轨卫星和低轨卫星协同的量子密钥分发网络。当然它的密度可能不会像星链这种通信卫星那么多，但会组成一个我们自身的量子密钥分发网络。像火箭发射单位会是我们的上游，我们会购买发射能力去发射卫星，包括做地面接收站，形成量子密钥全球分发的能力。

另外一方面，现在各种通信卫星本身对安全也有大量需求。当然这些工作还在比较早的阶段，还在探讨可行性。因为通信卫星对载荷的要求非常高，太重、太复杂是不能接受的。要实现这一点，还有很多技术攻关的工作要做。

吴婷： 有一点我很好奇，在现在脱钩断链的今天，量子技术作为大国重器属性的行业，还有出海的可能吗？

应勇： 有啊。本身量子科技赛道的国际合作以前是非常频繁的，从科研阶段就是非常广泛的国际合作。202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奥地利科学家安东·塞林格，就是潘建伟院士的导师。他在介绍获奖成果时，大量引用了国内科学家，包括墨子号所做的实验工作，大家都是合作来做的。当然最近几年因为脱钩断链确实受到了比较多的影响，我们公司也是在21年被列入了实体清单，对原材料和设备进口做了一些限制。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都通过国产化解决了，这当然不影响我们出口。我们的技术和产品往海外走，也会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方向。

吴婷： 会往哪些地方去？

应勇： 现在有很多区域，比如说中东、东南亚，合作都在开展。甚至有一些欧洲的合作单位也有这种需求。

吴婷：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国盾量子倒下了，你觉得会是因为什么？

应勇： 一个企业倒下无非两类原因：内因和外因。像量子科技这样一个未来产业赛道，国家政策支持，资金也追捧，找外因好像说不出口，估计只能找内因。具体到国盾量子，我觉得最大的可能还是我们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躺在了舒适区，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一个未来产业赛道会没有创新动力？因为创新就是我们的特长。但是我们公司很快就满17年了，这么多年过来，大家形成了一些固有的工作模式、用人习惯和共同的价值观。

从好的一面来说，它会提高效率，避免内卷。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就会失去一些创新的动力。一些新思想、突破性的、不循规蹈矩的动作，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可能就很难走出来。而且我们现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先发优势，这也容易形成包袱，反而不敢去冒险做更创新的工作。但是后面的追兵很多，现在国内做量子科技的地区、科研单位、企业突飞猛进，每年可能都增加几十家，竞争其实非常激烈。这也是我个人非常担心的。

吴婷： 那现在会有这种局面出现吗？会有这种苗头吗？

应勇： 会有会有。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在选择路径时，也会偏向保守。优先选择符合现有能力的，而那些需要组织新能力、跳一跳够一够才能做的事，我可能就会把它的优先级往后放。所以怎么去平衡？既要风险可控在能力范围内，同时也要保持足够的创新能力和面向未来的持续发展力。这对一个企业来说，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吴婷： 过去可能由于创新出了问题，自己能担着。现在可能就真的要担责了。

应勇： 某种意义上，公司上市也是一种负担。如果不是上市公司的话，做一些冒险的举动可能问题不是太大。现在要考虑的方方面面的点会更多。

吴婷： 好，谢谢应勇老师。今天能和我对话，感谢。祝愿国盾量子能在2029年之前实现突破！

应勇： 好，谢谢，谢谢大家！

嘉宾派安徽站访学国盾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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